吳台強的部落格

序

空間的政治

　　一九四九年初，中國內戰的形勢急變，國民黨在戰場上節節失利。一月三十一日，被共軍圍困了兩個月的北平國民黨守軍投降，平津戰役結束，共產黨隨即宣佈「北平和平解放」，人民解放軍進駐這座北方名城。二月二日，《人民日報》的社論以〈為建設人民民主的新北平而奮鬥〉為題，如此寫道：「北平解放了！……從此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奴役下的北平的黑暗時代就一去不復返了，北平永遠成為人民的北平了。」二月三日，解放軍舉行盛大的入城儀式。三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從河北西柏坡遷至北平，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陸續進城。同年十月一日，毛在天安門城樓上宣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改北平為北京（回復一九二八年前的舊稱），定都於此。

　　古今中外，不少政權都是透過不同的形式來展示其威望及權力，包括宏偉的新首都、強大的軍力、壯觀的遊行、廣闊的大道、巨型的建築物和嚴肅的紀念碑。法國大革命後，新政府在巴黎等地重新規劃城市空間，大建開放式的廣場來取締座位有高低的圓形露天劇場（amphitheater），以人人平等的觀念代替昔日劃分等級的貴族特權。新國民公會關閉教堂，使政教分離，把其中一些教堂改建為無宗教色彩的先賢祠，如巴黎聖吉納維夫大教堂（Abbey of Sainte-Genevieve） 改為偉人祠（Pantheon）便是一例。蘇聯十月革命後，列寧於一九一八年把首都從沙皇時代的聖彼得堡遷回舊城莫斯科，克里姆林宮也立刻變成了蘇聯共產黨的新權力中心。布爾什維克黨的革命紅旗插遍這個古宮，塔樓之端也安裝了紅星標誌，並以此處為中心點設計全城環路，創造了新的政治空間，象徵社會主義的光輝將會從這裡照耀到全國各地。蘇共同時掃除沙皇時代遺留下來的徽號和旗幟，在聖彼得堡和莫斯科等地廣立對共產主義革命有功的偉人雕像，包括馬克思和恩格斯等人，以宣佈新時代的來臨。中共建國之後，也是大興土木，改建新首都來穩定其統治地位。這本書就是研究政權與地標之間的關係，主題是探討中國共產黨在建國之後，在北京開闢了一個新的政治空間來樹立其威信及宣揚其政策。

　　中共建國後的首要任務是改建北京城。五十年代首都進行了大規模的改造：拆除古城樓、擴建天安門廣場、拓寬長安街、在廣場中心豎立人民英雄紀念碑、興建人民大會堂等十大建築、改明清兩朝的太廟為勞動人民文化宮，豎立了不少矚目的新地標，使北京的市容起了巨大的變化。但是新政權並非單純為翻新這座文化古都而大興土木，而是以共產黨的理念來規劃新首都，拆除封建皇朝的舊城牆、老建築，為的是要建立社會主義新地標，來宣揚中共的政策及展示其政治實力。

　　本書的副題是「空間政治」(politics of space），需要有一個簡短的解釋。「政治」一詞指的是中共中央和地方政策的制定、實施、運作和影響。這些政策，要透過黨與政府的不同渠道，例如中共中央宣傳部及國務院文化部等機關來實施，利用公文、宣言、指令，加上官方控制的媒體、群眾運動、印刷品和教科書等方式來傳遞訊息和大肆宣傳。換言之，此處所指的「政治」，是政府透過制度、機關和宣傳工具來實施的政策。

　　「空間政治」則是一個比較複雜的概念，要花多一點筆墨來說明。中國傳統史學相當注重「空間」的概念，主要見於地理學的討論。傳統史家很早就認為地理是一個舞台，一切歷史事件都是在某個特定的空間裡上演。傳統中國地理學比較注重沿革地理和郡國制度的研究，東漢班固的《漢書．地理志》，可以說是這方面的典範。另外，古代的建築理念也不乏政治空間的概念，例如《周禮．考工記》中的「左祖右社」已經清楚規定重要建築物的坐向問題，皇帝坐北朝南，祖廟建在左方，社稷壇就放在右方，左右對稱，顯出天子的威嚴，也展示國君治國的宏大理念。明清帝王更把祖廟和社稷壇建在皇城正門──天安門──左右兩旁，突顯王者之尊。

　　本書的「空間政治」，指的並非是地理變革，或單純探討建築物的坐向，而是探討政治的地域佈局，及廣義的看政治與地理之間的互動、衝突和影響，藉此瞭解中共政權如何利用城市空間和建築物的設計來樹立其威信。「空間政治」一詞，可以從三方面來理解：第一，實物；第二，理論；第三，具體的政治環境。實物指的是北京一批重要的地標，包括大型建築物、廣場、主要幹道、紀念碑、文化宮、博物館和公園這些公共場所與設施；它們大部分是位於市中心，也是市民經常聚集的熱門地點。當然這「空間」的概念並不單指室外的地點（例如天安門廣場） 或建築，還包括室內的佈局、設計及構思（例如人民大會堂的大禮堂），故此「空間」包括了建築物內外的地方。

　　理論方面，「空間政治」的概念又再分五點涵義：中心位置、主次、大小、包容與排斥、符號意義。第一，「空間政治」強調中心位置，代表國家最重要的權力核心點。在現代政治學與地理學上，中心位置指的既是「中央」，也是指「中央」與「邊陲」之間的關係。首都是中心，地方則是從屬的關係。中央與地方產生一種政治學上所說的「地理上的高低地位」(a geographical hierarchy）。前面提及，十月革命後不久，列寧下令定都於莫斯科，這座古城立刻成為蘇聯中央的權力及地理中心，地方政府要聽命於克里姆林宮。

　　一九四九年後，中共的權力核心從河北的西柏坡移進中南海（昔日宮殿的一部分），象徵這個政治中心的是天安門廣場。中央位置這個概念，自然也展示在國家的標誌與符號中。例如五星紅旗成了新國旗，旗面是紅色，象徵革命；旗幟圖案中最大的星代表中國共產黨，而環繞這顆大星呈半環形的是四顆小星，代表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即意指全國人民團結在共產黨的領導之下。所以在政治空間上，五星紅旗既代表共產黨在中國政治的核心位置，同時也代表共產黨的一黨專政。

　　第二，主次之別。斯大林掌權後，於一九三○年代開始在莫斯科大興土木，例如建造龐大的地鐵系統和高聳的外交部大樓，力圖把首都塑造成國際大都會及象徵社會主義的勝利。十年代初建成的外交部大樓高二十七層、一百七十二米，是市中心絕無僅有的高樓大廈，也代表了蘇共的絕對權威。中共亦步亦趨，一九五九年為了慶祝建國十周年，官方在首都修建了包括人民大會堂在內的「十大建築」(見第二章）。這十座大型建築物代表不同性質，同時也有明顯的主次之分：以高踞天安門廣場西邊的人民大會堂及廣場東邊的中國革命和中國歷史博物館（現中國國家博物館） 最為重要；一左一右，相輔相成，增加了廣場的神聖地位。再相比之下，人民大會堂是官方所稱的「重中之重」，故是主角，而中國革命和中國歷史博物館則佔配角的位置。

　　第三，大小不同。中共實施一黨專政，在政治空間上也明顯表現如此佈局。人民大會堂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禮堂，但更重要的是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大會的會議廳；現在每五年一次的黨代表大會，是中國最重要的政治活動，舉世矚目。比較之下，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禮堂便相形見絀。政協名義上是「中國人民愛國統一戰線的組織，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的重要機構」，由一些小黨派例如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國民主同盟、中國民主建國會等組成。自己有一個專門的會議廳，位於北京西城太平橋大街的全國政協禮堂。此禮堂建於一九五五年，建築面積是一萬二千平方米，比起建築面積達十七萬一千八百平方米的人民大會堂來說，是小巫見大巫。哪個比較重要，從兩個禮堂的大小自然不言而喻。

　　第四，包容與排斥。北京的「空間政治」，既明確肯定中共的至高無上的統治地位，也肯定共產黨是受到政協名單上友好政黨的熱烈擁護。與此同時，它也毫不猶疑地排斥敵對勢力。天安門廣場的人民英雄紀念碑上的八塊浮雕，是共產黨刻在石頭上的中國近代革命史（見第六章）。浮雕上正面描繪了中共在中國近代鬥爭的光榮歷程，但同時把國民黨、帝國主義這類「反動派」排斥在這些浮雕之外。八塊浮雕中沒有國民黨、帝國主義者的臉孔，有的只是人民英雄的抗爭形象。同樣，中國革命博物館展出自鴉片戰爭至中共建國的革命文物中，也把「反動派」的物品摒除在外。這種控制博物館空間的措施，是中共書寫歷史的慣常手法。「空間政治」中的「包容與排斥」的概念，也表現在其他方面。建國初年流行扭秧歌，尤其是抗戰時期中共中央所在地的陜北秧歌。中共取得政權後，把農村的秧歌也帶進城市，既代表喜聞樂見的民間傳統得到重視，也代表共產黨與人民團結在一起。一九五一年的春節期間，天安門前有秧歌表演，根據報導：「秧歌隊角色中有工人、農民、人民解放軍、學生、商人，還有反動集團的代表杜魯門、蔣介、李承晚、吉田 [茂] 等」，結果表演挨批。官方同意一位觀眾看後的抨擊：「我們甚麼時候看到過杜魯門、蔣介石、李承晚、吉田等反動分子和勞動人民一起生活，載歌載舞呢？」

　　第五，符號意義。「空間政治」最大的影響力往往是在於它所代表的價值以及象徵意義。美國首都華盛頓的林肯紀念堂（Lincoln Memorial） 中央，放置一座巨大的林肯總統像。這裡既是美國首都一處讓群眾可以向一位傑出領袖致敬的殿堂，也代表了林肯在十九世紀美國內戰時為避免國家分裂而作出的貢獻，更重要的是它象徵美國追求種族平等的理想。北京碩大的天安門廣場，不只是中國最大的廣場，也是「人民廣場」，象徵共產黨「為人民服務」的理想。五十、六十年代在這裡舉行的國慶和五一勞動節的群眾遊行，不單顯示了國家的成就和社會欣欣向榮的景象，也代表黨與全國人民一條心，「來歡慶自己的偉大節日」。

　　最後，要瞭解「空間政治」這個概念，必須從中國五十年代的歷史、政治的特定環境去分析。建國最初的十年是中共最關鍵的時刻。一個新政權建立的首要任務是穩定政局及提出合理的治國方針來贏取民心。在外交上，中共打著「一邊倒」的旗號，向蘇聯老大哥學習和贏取莫斯科在外交及經濟上的支持，以抵禦帝國主義國家的圍堵。五十年代初的一系列群眾運動，包括鎮壓反革命運動、三反和五反，目的是消滅國內反對勢力及剷除官僚和經濟上的歪風。一九五三年提出的第一次五年計劃是加快實施斯大林模式、以重工業掛帥的經濟措施來改變中國。到了一九五八年的大躍進運動，毛澤東已開始力主走自己的發展道路，發動群眾來加速工農業現代化，「自力更生」成了當時最流行的政治口號。

　　在城市設計方面，五十年代中共受到大批來華的蘇聯專家的影響（見第一章）。但中方並非盲目地追隨蘇聯專家的建議，在不少方案上與蘇方有不同見解，尤其是有關首都改建及擴大天安門廣場的問題上發生不少爭論。蘇方力主套用一九三五年的莫斯科總體規劃的蜘蛛網型城市設計，中方則堅持北京城傳統的長方型結構最合國情。毛澤東明白中共能夠奪權，最主要靠的不是馬列主義這些舶來品，而是共產黨能夠喚起中國人的民族情緒，尤其是自鴉片戰爭以來國土被列強欺壓的國恥。北京市長彭真強調在規劃新首都時要有中國的特色，反對「甚麼都跟在人家後邊走。」五十年代末中蘇交惡後，中共領導人最後決定把天安門廣場擴大到四十四公頃，遠遠超越只有九公頃的莫斯科紅場，這令中國人感到極端自豪的成果，是受到民族主義甚深的影響。在一九五八至五九年間，「十大建築」以不足一年的時間完成，反映了當年大躍進那種「多快好省」的急進浮誇作風。

　　本書共分七章。第一至第六章討論建國最初的十年內，中共政權在北京天安門廣場附近利用大型建築來創造黨的政治空間。最後一章討論五、六十年代國家慶典的涵義，又把時空伸延至二○○八年舉行的北京奧林匹克運動會，看中共怎樣把奧運主場館變成另一種政治空間，讓國內外的億萬觀眾看到其精心泡製的表演。現概括介紹每章的主要論點：第一章討論建國初年中央政府擴建天安門廣場的動機及爭論。五十年代來華的蘇聯專家積極參與這項工程，但中方堅持己見，要建一個富有民族主義色彩的新政治舞台。第二章研究中共在大躍進時期興建的「十大建築」，尤其是有關人民大會堂的構思與辯論。第三章分析官方興建中國革命博物館（「十大建築」之一）的背景，其目的是以共產黨的角度來重塑中國近代史。第四章討論代表民族融和的民族文化宮（另一項「十大建築」工程），認為從這座著名地標的構思、選址、設計和展覽，都可以看到中共的民族政策的矛盾與困局。第五章探討勞動人民文化宮這個北京城中心公園的性質，指出它基本是一座政治公園，為政府的施政服務。這裡是一個非常封閉的城市空間，與西方那些多元、開放、自由交流和能夠聽到民眾聲音的公園有很大不同。第六章分析建在天安門廣場中央的人民英雄紀念碑的計劃。名義上這座紀念碑是悼念自清末鴉片戰爭以來為國家獨立而犧牲的先烈，但實質上是共產黨在紀念碑的浮雕上刻上自己的革命史。最後一章研究國家舉行兩種大型慶典的政治涵義：第一是五、六十年代的十一國慶和五一勞動節時在天安門廣場舉行的盛大群眾遊行；第二是二○○八年舉行的北京奧林匹克運動會。前者是共產黨每年向國民宣示國家成就的慶祝活動，而後者則是透過奧林匹克的全球體育盛事來宣揚中國經濟的起飛和國力的提升，告訴世人中國不單是站起來了，更成為世界強國，重拾昔日泱泱大國的光輝。國慶遊行與北京奧運有一共通之處，那就是北京政府對於城市空間的強權控制：天安門廣場上的遊行不能出錯，北京奧運不能生亂子，要絕對和諧。官方要指揮一切，操控全局，達到萬無一失。

　　這是一本政治文化史的著作，嘗試用空間的概念來研究。筆者認為現在的歷史研究，已不能只囿於傳統的文字資料，而是需要透過不同角度，用不同的方法去分析事物，包括空間（例如城市設計、建築物如紀念碑和先賢祠）、圖像（例如油畫）、動作表演（例如秧歌、腰鼓等舞蹈及遊行），加上當事人訪問及回憶錄等去探索。筆者最近的一本英文著作，就是這方面的嘗試。這本中文著作是進一步說明城市設計和建築物等空間與歷史、政治有千絲萬縷的關係。

　　「空間政治」是一個複雜的現代政治文化現象，不能單靠歷史的方法來窺見箇中真義，還得借助其他學科的理論來幫助分析，故需要運用跨學門的方法來探討，包括歷史、政治、人類學、城市規劃、建築和文學藝術等方面的知識和理論。

　　萬變不離其宗，歷史研究離不開史料與證據。史家首要的任務是尋找史實，搜集證據；研究工作要用最嚴謹的方法去反覆驗證，摒除主觀意念，力求客觀。沒有實據的空談，容易流於空泛，如霧裡看花，難窺真貌。為此，本書盡可能引用檔案文件，輔以官方材料、報章、雜誌、回憶錄，及訪問當事人的記錄，試圖從不同角度來探討問題，希望能得到比較客觀的結論。